【五代】周文矩（907年-975年）《文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作品所绘琉璃堂人物故事，据考即唐玄宗时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宴集的故事，与会者可能有其诗友岑参兄弟、刘眘虚等人。”（故宫博物院）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作者：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来源：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导论节选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代王朝都将他们的统治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世界观、道德重心和制度联系起来。没有任何一种国内外的思想体系能够挑战儒家思想在管理和教育方面的卓越地位。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在整个社会中得到如此持续的推广。形成这种非凡连续性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同时保留一个基本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儒家都强调传统中不变的道德价值和经典文本。不过他们也认为，制度、仪式、心理学和哲学思想都可以重新解释和演变。在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和唐朝以前的时代，官方历史学家主要思考影响政权繁荣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从宋朝（公元960年-1279年）开始，新儒家优先考虑将历代先师的学说思想写下来，并加以编纂。近几十年来，现代学者脱离了传统政治和社会需要，探讨了儒家思想的长期变化。他们将传统的演变作为思想史和社会层面的重要分析主题，并对现代人理解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对当今中国的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前现代文献中的儒家传统从公元前206年汉帝国建立起，到1911年帝国时代结束止。儒家思想的历史分为两个非常不同的时期。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原始儒家的道德教义和儒家治国思想与先秦晚期的宇宙学说、法家和道家的政治控制思想相结合。由此，产生了在儒家道德规范和宇宙物理元素之间建立起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能为人理解的功能关联。这一体系解释并证明了帝国政府的大部分活动，并将与国家礼仪、历史和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纳入国家的管辖范围。这一套学说首先由董仲舒向汉武帝阐述，并在后汉时期经过修改。随后的四个世纪里，中国在政治上进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分裂时期（公元317年-589年），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取决于稳定而有效的帝国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停滞状态。然后在隋朝（公元589年-618年）和唐朝，中国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6世纪末和7世纪初受过儒家教育的宫廷学者重新解释了汉代的意识形态，为中世纪末的帝国国家辩护。
【译注】“学者”（scholar）一词在这篇文章中也可以译作“文人”。
儒家传统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儒家阶段，自唐末至民国，这段时期也是学者眼中中国社会史的前现代时期。新儒家思想保留并提炼了最初儒家伦理的教诲和早期帝国儒家思想的许多元素。但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更富裕，教育也更普及。与中世纪的前辈相比，传统中具有创造性的主流学者们更不以宫廷为中心活动。他们通常向自己的弟子圈子传授知识，而不是直接向皇帝及其决策机构传授。他们强调地方政府和社会，就像强调朝廷和中央政府一样。他们对人的看法更加普遍。他们发展了一种更具分析性和推测性的方法，特别是对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他们还在历史、文学和其他学问学科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多种形式的新儒家思想在唐朝后半期就有了重要的雏形，但从北宋（960年-1127年）开始才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伟大的学者型哲学家朱熹（1130年-1200年）对新儒家思想进行了经典表述。朱熹体系的部分内容被后来的帝国采纳为国家正统思想，这些朝代包括南宋（1127年-1279年）、元（1279年-1368年）、明（1368年-1644年）、清（1644年-1911年）。朱熹版本的新儒家思想对教育、公共考试制度和吏治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整个帝国晚期，新儒家传统保持了其活力，并继续得到了发展。新儒家传统有更大的批判意识和更精细的形而上学，因此从它诞生之初起，就对儒家传统的漫长历史形成了一种选择性的态度。对主流的新儒家来说，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和孟子（公元前371年-289年）的教诲包含了他们体系的基本真理。但从孟子时代到11世纪，真正的方法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或理解。在这种观点中，中世纪的儒家思想既缺乏教义上的精确性，也缺乏对孔子和孟子所制定的道德原则的忠实性。在新儒家看来，唐代的儒生及其著作比不上古代先贤的思想，也比上新儒家自己，不值得效仿和研究，因为对真理的理解不完美。反过来，现代学术研究也倾向于追随新儒家，主要关注孔子和孟子的古典时期以及后来的新儒家传统。新儒家传统往往在智力上具有创造性，并表达了各种不断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然而，这忽视了中世纪的儒家传统，并带来了直接的后果——在西方研究中，很少有专著和文章论述中世纪后期的儒家传统。本书概述唐代儒家学术传统，我相信，尽管新儒家不喜欢，但这段时期的儒家传统也有活力、适应性和时代意义。尽管唐朝的儒生缺乏新儒家的知识范围和新儒家对学说精确性的关注，但他们参与的许多学术活动和制度及政治问题与他们的继承者并无本质区别。儒家典籍、以儒家为导向的学术项目、儒家的国家礼仪和儒家的管理理想都在唐代学者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它们在后来的传统中那样。但是，现存文献有力地表明，与唐代学者有关的传统和政治理想首先出现在更高层次的官方生活中，也就是说主要是在长安中央官僚机构的学术、智囊机构中得到分析、促进和发展。有鉴于此，在本书中，首都中央政府的主要学术机构被作为一个框架。这些机构主要涉及教育、典籍学术、国家礼仪、官方历史写作和文学活动。每个主题都被分配了一个单独的章节，以追溯整个王朝中每个主题所涉及的学术活动。本书着重关注唐代学者在上述领域发生的态度上的转变。在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机构主导着儒家的学术生活。它们是中国所见过的同类机构中最富有成效和最成功的典范。正是这些机构和整个中央官僚机构所提供的政治环境，在初唐和中唐赋予了儒家教育和学习的特殊品质。当这种环境恶化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儒家伦理体系和仪式反过来也失去了活力。因此，唐代后半期的儒生们在学习时发展出了新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所服务的国家之性质和个人之社会角色所做的重新评估，构成了以下各章的第二个主题。供职于这些机构和岗位的学者属于同一共同体，虽然他们经常在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有许多共同的基本假设。因此我们试图证明，尽管与后来的教育界相比，这个群体规模较小，但其特有的态度并不只是由唐代儒学中较著名人物，如训诂学家孔颖达（574年-648年）、谏议大夫魏征（580年-643年）、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刘知几（661年-721年）或韩愈（768年-824年）等人提出。相反，唐代儒学的政治和学术语言通常被大量的学术精英所认同。
唐朝的儒家学者写了很多东西，并进行了大量汇编。今天流传下来的唐代儒学史资料只代表了他们创作的一小部分。本书采用的主要文献包括唐代学者自己编撰的关于制度和礼仪方案的官方汇编，以及他们收集和编辑的文献选集。唐代官方编纂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此外还有唐朝的非官方机构汇编和宋代汇编中保存的主要文献。在一个不太正式的层面上，个人文学作品集构成了最重要的类别——诗词选集、轶事、回忆集有时也提供了对唐代学术界的生动瞥见。本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墓志铭，特别是在洛阳附近北邙山出土的墓志铭也为本书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这些证据往往与传世文献惊人地合拍。有很多因素致使中世纪晚期的儒家思想有别于新儒家思想，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理解儒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转变。在唐代后半叶和宋代之间，原本以儒学为导向的学术精英所承诺的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丝毫不亚于后来西方打开中国国门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隋和唐重新统一并集中了中国的政治世界，这归功于以北方为基础的一系列国家。在4世纪和5世纪，这些北方国家最初不主要由汉人构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越来越汉化。到了北魏末年（386年-535年），由于这些汉化目标的存在，诸北方国家声称其大部分民事政府得到了中国传统的认可。
【北魏】彩绘人物故事漆屏（大同市司马金龙墓出土，大同市博物馆藏）第一层表现的是舜帝恪守孝道的故事（《史记·五帝本纪》和《列女传·母仪传·有虞二妃》，第二层表现的是“周室三母”（周太王之母太姜、周文王之母太任、周武王之母太姒）（《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第三层表现的是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列女传·母仪传·鲁之母师》），第四层表现的是班婕妤与汉成帝共乘御辇的故事（《汉书·外戚传》和《续列女传》）竞相为这些王朝服务，在其政府中推广儒家价值观和制度的学者称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一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半汉化的贵族家庭也加入了这个精英阶层，所以到了统一时期，这个精英阶层的来源是异质化的。其成员也广泛通婚，并且越来越多地与不太知名的地方精英家族合并。到了第7世纪和第8世纪，在统一的帝国之下，学术贵族阶层成员对儒家学说的传统有着共同的承诺，对他们的地位和传统有敏锐的认识，并共同致力于为官方服务。与整个帝国时代的儒生一样，初唐时组成这一精英阶层的贵族学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被认为是王朝统治所不可或缺的。他们是唯一能够使王朝政府的整个大厦合法化并得到加强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们不仅引用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周代（约公元前1121年-249年）的理想，还引用了汉代的先例，以更直接和具体的方式体现出王朝控制全中国的实用性和宏伟性。他们还精通汉代以后的文治先例，特别是经教规认可的国家仪轨以及文学传统的历史。有些人历法、阴阳理论和占星术方面也很有研究，这也为王朝的权力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尽管皇帝经常把他们带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这些7世纪早期以儒家为导向的学者并没有发挥出全能的政治影响力。相反，他们只是朝廷竞争中的一个要素。他们的建议往往与军事阶级的利益相冲突，而隋朝和唐朝的皇帝都对军事阶级有很深的执念，几乎可以肯定，军事阶级在政治上比大多数现存文献显示的更加强大。儒家学者被迫与佛教和道教的代表们争夺皇帝的支援和资源，可是他们的宗教吸引力无法与之相比。此外，在宫廷和社会中也存在着他们所抵制的文化力量。对他们来说，分裂时期南方国家宫廷中那些前辈们的身份十分重要，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被征服的害处。
在官僚体制方面，儒家学者的地位也绝非不可动摇。他们的价值观、理想与他们所处官僚机构的做法之间往往存在冲突。他们在政治和礼教的问题上坚持向皇帝进言，借此他们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并说服最高层相信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和对世界的看法。很多儒家学者就是一般的事务官，他们对儒家利益的维护需要等到晋升到中央政府中的高级职位才行。要么这些学者就在底层级工作，去首都的学术机构中做事，为7世纪初这个牢固确立却备受限制的传统添砖加瓦。这类学术机构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智囊机构，一种是常设的官僚机构。对前者而言，一些君主借此获得学术建议，管理图书馆，执行学术方面的委托甚至提供文娱项目。它们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保证了自己的声望，但也容易受到地位和财富的影响。很多这种机构最终消于沉寂，只存在于纸面上而已。
对后者而言，它们几乎从汉代起就有了。它们处理以儒家学说为依据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是管理官方教育制度，即使在分裂时期也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管理儒家教义认可的国家仪轨，管理官方修史以及代表国家的文学活动，收集编纂代表儒家权威的典籍。在这两类学术机构中工作的初唐贵族学者都在皇帝和宰相（最高权力机构）的指导下工作。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被任命为特设的学术委员会，承担特定的项目，并在完成项目后自动获得奖励。他们也参与政治生活，而且往往是积极地参与，在需要他们的学识和经验的时候献言献策。他们也经常撰写大量的文章，但方法往往是保守的、汇编类的文章。以及，他们的许多著作会选择性地使用现有文献。这些学者们的写作范围主要由传统界定，由以前的朝代委托编纂的范围提出。但矛盾的是，中世纪晚期的官方学术也体现了帝国长期以来官方编纂学术传统的核心和永久特征之一，即承认和记录最近的变化。官方学者在高层领导的指导下，试图找回和研究近期和较远的过去。在理解文献的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自己服务的当局（政治乃至宗教上）的服膺。
虽然在方向上肯定是儒家的，但这些学者并没有像他们的宋朝继承人那样，把学说正统的概念作为学术或政治活动的基础。从儒家经典中汲取的思想往往构成他们政治立场的基础，但学者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经典，通常是为了证明个人政策建议的合理性，而不是作为一个明确界定和内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往往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书写理论，他们更多的理论声明类似于更原始的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思想约束。几乎没有新儒家强调经验的统一性或诉诸启蒙。他们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给君主和宫廷的。他们以宫廷为中心的观点使他们强调了皇帝的作用。他们引用了从汉朝继承下来的传统王朝统治的宇宙论框架，强调皇朝统治的宏伟性和皇帝的责任。比起北方，这种官方学术传统在分裂时期被征服的南方王朝那里体现得更明显。公元589年中国统一后，儒家学者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一个汉化的过程。新成立的、雄心勃勃的隋和唐，正在追赶更先进、但败北了的南方。早期唐代朝廷相对原始的文化氛围和军人的强势是支持儒家学者的重要原因，这有利于理解初唐皇帝对学术界的实际看法。
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中，贵族群体的官方学者形成了一个突出的群体。学者们凭借在儒家经典和历史、哲学文本方面的教育而与众不同。他们还掌握训诂和诗词传统，这帮助他们界定了自己的群体身份。不过，即便到了8世纪和9世纪，他们的身份还是“书生”。即便最有名望的人晋升至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时，或者当他们经常提出战略或军事建议时，他们都会被斥责为“书生气重”，缺乏实战经验。然而，7世纪和8世纪世纪的学者们在政治上有很强的野心，他们对唐朝国家的看法的正确性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以汉代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提醒皇帝，虽然帝国是在马背上赢得的，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他们不仅希望控制一般的民事管理，直至地方一级，还希望控制国家的军事方面。少数人以其非凡的精力和活动，成功将一般事务与学术事务相结合的理想。他们的才能也把军事和民事结合起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
到了7世纪下半叶，尽管直属宫廷的政治不稳定，但文官政府结构已足够强大，学者的政治影响力得到加强，并切实巩固了儒家传统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些发展首先发生在不断发展的官僚机构中，尤其归功于它的“招聘过程”（即著名的唐朝科举制度），其次归功于被教育和生活方式区分出来的不同官员群体。7世纪末到8世纪，科举制度得到极大发展。科举制度越来越多地用于选拔知识和文学精英，在官方和文化圈中拥有极高的信用度。科考毕业生又垄断了这个最重要的考试的管理，这个精英阶层巩固了自身在官僚机构中的影响力。在8世纪初的政治冲突过程中，它的影响力扩大到了中央政府中最有声望的文职职位以及所有的学术和文学活动。到这个时候，在学术机构任职的官方学者并不代表一个狭义的世袭贵族，而是一个自我延续的群体，共同的教育、职务经历、共同的学习态度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这个群体中社会背景是多样的，来自不同地域、家庭背景和出身。学者们对佛教、道教等超世俗信仰的看法非常不同。派系竞争、个人政治野心和知识分子的气质也带来了重要的分歧。在个别情况下，官员的政治行为严重背叛了他们同伴的利益，被学者群体淘汰，在文献中受到谴责，其彻底程度至今仍令人惊讶。但总体而言，8世纪的官方学者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大量记录在著作中。在这个安定的时期，为国效力很吸引人。它提供了一条通往财富和地位的道路，许多学者在任职期间获得了房产、财产和大型藏书阁。但是，学术职务并不仅仅是通往物质成功的途径。如果唐朝的儒家思想没有吸引历代官员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它就不可能保持其活力。为国效力是大家的理想，这涉及国家责任和自我牺牲的原则。官僚机构受道德法则约束，这些法则优先于适用于个人的法则。现代社会学认为“公共利益”（“public weal”）的概念是中国早期官僚机构的核心，这在唐朝学者的著作中非常明显。根据儒家经典，他们的公共职责优先于私人利益。这种想法在许多语境下被重申，在学术机构中也是如此。“公益”的概念在科考制度、国家仪轨、编修历史中尤为突出。虽然有时谋私利者会利用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概念，但公共利益依然是唐代官员政治生活的核心理想。
学者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在学者自己管理的一种荣誉制度中也得到了特别明确的体现，该制度用来奖励那些为国尽力的官员。已故的三品及以上官员被封谥号，这与他们的为国尽力的程度有关。册封制度和其他宫廷制度一样，是高度政治化的。不管怎么说，册封制度颂扬的美德代表了唐代整个官场的理想。从现存的关于该制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最令人垂涎的谥号是“文”，是文学、精致或高雅的意思。在《唐书》中，约有23名学者获得了单字“文”的谥号，约有33名学者的谥号是“文”字和另一个字的组合（双字谥号）。
唐朝名臣狄仁杰（630-704）即谥“文惠”，图为狄仁杰墓（洛阳白马寺）
这些人是唐代最成功的学者，其中许多人在学术界家喻户晓。唐代的政治和军事成就在8世纪的第三和第四个十年达到了顶峰。755年秋天爆发“安史之乱”，国家失去了首都，经过多次战役后，唐王朝再也无法恢复起过往的权力。
【唐】李昭道（675-758）（存疑）《明皇幸蜀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丧失中央权力的同时，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省级行政机构现在更加富有，相对于朝廷来说也更加强大，他们往往由具有军事背景或其他非儒家背景的人所主导。整个官僚机构的社会构成变得更加多变，唐代以前的贵族后裔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然而，在王朝的后半期，以儒家为导向的学者地位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担任着和过去一样的职务，因为长安的学术机构仍然非常稳定——至少在纸面上如此。对于士大夫们而言，朝廷和中央政府机构仍然是他们的野心所在，他们还要献言献策，为国效力。
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仍然是一个普遍的愿望。科举考试继续拥有巨大的吸引力。通过科举的考生有机会在官僚机构中保持精英地位，尤其有机会任职于大都市的学术机构中。央官僚机构的态度变得更加成熟，甚至更加了解自己的过去。但它也因政治派别而更加分裂，在行政上也比叛乱前的时期效率低得多。8世纪晚期到9世纪，国家的偿付能力大大降低，也不再可能像叛乱前那样奖励学者。官方学术编纂工作也少得多。现在的学术职务很少涉及7世纪和8世纪初的那种学生生产活动。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学术界的编纂传统非常兴盛，现在则主要靠非官方的激励勉强为继。在形式上，非官方赞助的成果有时接近于国家委派的项目，而且它们在提交给朝廷也可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其中一些作品显示出与最高权威的距离感和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该王朝前半期的大部分官方学术研究中是不存在的。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学者们以罕见的详细程度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和态度。他们现存的书信、文章和诗词是他们观点的主要来源，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王朝早期的先辈们。在他们的非官方著作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淡化了国家的宇宙论层面，而这正是他们7世纪和8世纪初的前辈在公开著作中讨论的核心议题。
【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及其局部（行书，纸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公元755年，颜真卿堂兄颜杲卿及其子颜季明坐收河北常山郡，后被安禄山处死。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祭侄文稿》。相反，这时的学者喜欢强调自己的从政经验和政治关切。他们还重新解释了政治、文学，并在几个世纪以来首次阐释了儒家的教义思想。他们的非官方想法偶尔会在官方学术活动中得到表达。一些人的观点影响了科举制度，而他们自己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科举。
但总的来说，随着9世纪的到来，官方学术体系显示出越来越无力发挥过去的作用，甚至无力做出调整。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在叛乱后的唐朝，巨大的政治成功和繁荣被接踵而至的权力下放和不稳定替代。这种情况改变了在职官员的非官方观点。在这个背景下，儒家学术传统的重点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是现代学者在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的过渡时期所追溯的新儒家的起源。